11月20日，从自然资源部传来重磅消息——截至目前，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100家，其中包含1054家国家级绿色矿山与4055家省级绿色矿山，这一规模已占到全国持证在产矿山总数的40.8%。仅2025年前10个月，全国新建成的省级以上绿色矿山就有300多家，平均每月新增超30家，建设速度与质量实现同步提升。这组沉甸甸的数据，不仅是我国矿业领域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量化成果，更标志着我国矿业发展已从“规模扩张”的传统模式，全面转向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。在绿色矿山建设捷报频传之际，本网采访了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副理事长、绿色矿山专委会会长史京玺，和大家分享绿色矿山建设的亮眼“成绩单”与清晰“未来路”。

一、破局转型：从“选择题”到“必答题”的质变

毛睿媛：史会长，自然资源部公布的绿色矿山数据引发全行业关注，我国省级以上绿色矿山数量突破5100家，这无疑是矿业绿色转型的里程碑事件。在您看来，这组数据背后，最值得行业内外关注的核心变化是什么？

史京玺：这5100家绿色矿山，绝对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，而是我国矿业发展理念从根本上的颠覆性变革。我记得10年前，我们在推广绿色矿山理念时，很多企业还觉得这是“额外负担”，最多算是提升企业形象的“加分项”，参与积极性并不高。有一次在矿山调研的时候，矿长给咱们的乔繁盛总工抱怨说：“北方的气候条件，矿山不宜搞绿色矿山，秋天一到大半年光秃秃的，这是劳民伤财啊！”但现在，1054家国家级、4055家省级绿色矿山构建起的发展格局，已经让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成为全行业必须遵守的“必答题”，而非可做可不做的“选择题”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建设速度，2025年前10个月就新增300余家，平均每月超30家，这个增速背后是企业认知的彻底转变——大家已经清晰认识到，绿色不是成本，而是矿业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，是实现可持续经营的根本所在。

毛睿媛：您这番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。您提到的这种理念变革，是否与我国矿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直接相关？绿色矿山占比达40.8%，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？

史京玺：完全相关，这是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。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国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期，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激增，当时矿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“保供应”，不可避免地偏重量化增长，粗放式开采的情况确实存在。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，“高质量供应”成为矿业发展的核心任务，既要保障国家资源安全，又要守护好绿水青山。“十五五”规划明确写出：要巩固提升矿业、冶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，并将矿业与能源资源安全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直接绑定。这5100家绿色矿山占比达40.8%，这个比例的意义重大：一方面，它们虽然数量不到一半，却承担了全国80%以上的矿产产能，说明绿色矿山已经成为保障资源供应的国家队主力军；另一方面，这些矿山用实际行动打破了“开矿必毁山、采矿必污染”的刻板印象，从戈壁荒漠的能源矿山到江南丘陵的非金属矿，一批“花园式矿山”“森林矿山”相继涌现，让“矿山变景区、矿区变社区”成为现实，这正是矿业转型成效的最直观体现。

二、成效解码：三大维度看绿色矿山的“硬核实力”

毛睿媛：理念的落地最终要靠实际成效支撑，这些绿色矿山在实践中，具体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果？请您从理念实践落地的视角给我们解读一下？

史京玺：好的。如果用关键词概括，就是“高效、绿色、低碳”。具体可以从资源利用、生态修复、节能减排三个核心维度来看。在资源利用上，我们实现了从“粗放开采”到“精细利用”的跨越式发展。通过建设一大批标准化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，矿产资源开发的集约化、规模化程度大幅提升，目前全国大中型矿山数量占比已超过50%，产能占比却突破80%，形成了以大中型绿色矿山为主体的开发格局，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“小、散、乱”的开采乱象。更关键的是“变废为宝”技术的突破，过去被认为没有开采价值的低品位矿石、共伴生矿产，如今通过先进技术都能实现高效利用。有些矿山在系统性开展资源再评价工作后，资源量增长效果显著——钴、铼等战略性矿产新增资源量实现超100%的惊人增幅，镍、铟等关键矿产新增资源量也超过30%。这种资源利用模式的革新，不仅将一批长期沉睡的“呆矿”激活为可持续开发的“活矿”，更让资源储量有限的“小矿”升级为产能稳定的“大矿”，有效延长了矿山服务年限，为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毛睿媛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让行业振奋，而生态修复则是矿山企业、主管部门和公众最关心的共同话题。很多人对矿山的印象还停留在“尘土飞扬、山体裸露”，那么如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，实现生态蜕变？能否分享下您觉典型成功的，值得学习的案例？

史京玺：这方面的案例真的太多了，每个绿色矿山都有自己的生态故事。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就是一个典型范例，当地以煤炭开采闻名，过去也面临着生态破坏的难题。但近年来，当地矿山企业锚定绿色发展方向，将绿色矿山建设与生态修复治理同步推进，累计完成矿山复垦绿化面积达176.56平方公里，复垦绿化率高达83%，昔日的“黑煤山”如今已经转型为集生态保护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绿色空间，很多周边居民周末都会去那里休闲散步。现在的绿色矿山都秉持“边开采、边修复、边治理”的核心理念，在规划阶段就将生态修复方案与开采方案同步设计、同步审批；在生产过程中，通过土地复垦、植被重建、土壤改良、水体净化等一系列精准举措，让矿山环境持续改善。曾经因采矿导致的裸露山体，如今被油松、沙棘等乡土树种覆盖，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；曾经污水横流的排土场，经过防渗处理和生态净化，变成了鱼虾栖息的湿地；曾经粉尘弥漫的矿区道路，通过硬化、绿化和智能喷淋系统改造，空气质量完全达到城市标准。这种“资源开发—生态修复—效益提升”的良性循环，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矿业领域的生动体现。

毛睿媛：好的，感谢您的精彩案例分享。在“双碳”目标引领下，节能减排是各行各业的重要任务，绿色矿山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？有没有具体的技术或数据可以分享？

史京玺：在节能减排方面，绿色矿山同样交出了亮眼答卷，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升级，实现了生产过程的“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化”。具体来看，在装备升级上，矿山企业普遍淘汰了高耗能、高排放的老旧设备，全面推广电动矿卡、节能破碎机等新型装备，仅一台电动矿卡的应用，每年就可减少约1000吨的碳排放，同时还能降低噪音污染，改善作业环境。在生产工艺优化上，企业通过改进爆破技术、推广充填采矿法等绿色开采技术，不仅降低了能源消耗，还大幅减少了矸石排放，部分先进矿山的矸石利用率已达到100%，真正实现了“变废为宝”。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更是成为减排关键，许多矿山在生活区和生产区大规模安装太阳能光伏板，部分高原或草原地区的矿山还结合风能利用，通过“风光互补”模式满足部分生产用电需求，有效降低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。此外，先进的余热回收利用技术将选矿、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转化为电能或热能，实现了能源的梯级利用。这些节能减排举措，不仅为企业降低了能源成本，提升了经济效益，更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硫、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，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和国家“双碳”目标实现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矿业力量。

三、经验沉淀：政策、技术、规模的“协同密码”

毛睿媛：对于正在推进绿色转型的矿山企业来说，背后有哪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核心经验？

史京玺：核心是“三方协同”的发展模式，也就是政策引导、技术创新、企业落实形成合力。首先，政策引导是方向标，自然资源部牵头构建的绿色矿山标准体系、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，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遵循和明确的动力。比如将绿色矿山建设与采矿权审批、资源配置挂钩，对达标企业给予税收优惠、资金补贴等支持，让企业清楚“做绿色矿山有奔头、有回报”。其次，技术创新是核心引擎，这是破解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矛盾的关键钥匙。近年来，众多绿色矿山企业主动投身技术革新浪潮，将5G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矿业生产深度融合，推动矿山生产模式向智能化、无人化转型。在智能化开采领域，“采矿不见矿、作业不见人”的场景已在多家矿山成为现实——工作人员在地面远程操控中心，通过大屏幕就能完成千米井下的采矿、运输等全流程作业，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，更彻底解决了传统采矿高风险、高劳动强度的问题。比如某大型矿山的全流程智能化采矿系统，实现了运输、粗磨、分离等环节的无人化操作，不仅使粉尘、噪音等污染指标降低60%以上，采矿效率更提升约50%。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方面，企业研发的生物浸出技术、高效浮选药剂等，成功实现了从低品位铜矿、镍矿中高效提取有价金属，金属回收率提升10%-20%；新型尾矿综合利用技术则将尾矿加工成建筑材料、路基填料等，实现了尾矿“零堆存”，真正做到了“吃干榨尽”。最后，企业是落实主体，只有企业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，政策和技术才能真正落地见效。

毛睿媛：您刚才提到规模化发展是绿色矿山的重要特征，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担心，规模化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大企业才能搞绿色矿山？规模化发展在绿色转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
史京玺：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，规模化不是指企业规模大，而是指资源开发的集约化模式。规模化发展是绿色矿山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重要路径，它能让资源利用更高效、生态治理更集中。我国通过科学规划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，引导矿产资源向资金实力雄厚、技术水平先进、环保能力强的优势企业集中，有效避免了“小、散、乱”开采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问题。神华准能集团哈尔乌素露天煤矿便是规模发展的典型代表，作为我国单矿产能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，该矿通过采用大型成套智能化开采设备，将煤炭回采率提升至95%以上，远超75%的行业平均水平。同时，企业有实力投入巨资开展伴生资源综合利用，从煤层气中提取液化天然气，从煤矸石中回收稀有金属，实现了“一份资源、多重收益”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就无法参与，很多地区推动中小企业组建联合体，共享技术和设备，同样能实现集约化发展。本质上，规模化发展不仅为矿山企业带来了规模效应，更使其有能力投入数亿元开展生态修复和节能减排工作，构建起“开发规模扩大、资源效率提升、生态质量改善”的良性循环，为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和管理保障。

毛睿媛：随着我国矿山企业“走出去”步伐加快，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经验在国际上产生了哪些影响？是否为全球矿业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？

史京玺：绝对是的，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经验正在成为全球矿业绿色转型的“中国方案”，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引领下，越来越多的中国矿山企业在“走出去”的过程中，不仅带去了先进的采矿技术和管理经验，更将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理念深度融入海外项目，与当地企业携手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矿业项目，实现了“共商共建共享”。在非洲刚果（金），紫金矿业旗下的穆索诺伊公司摒弃了当地传统采矿“重开发、轻保护”的模式，投入2000余万美元专门开展矿山绿化和环境治理工作，种植各类树木超100万株，有效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，保护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，被当地政府评为“生态友好型企业”，成为中刚产能合作的典范。在欧洲塞尔维亚，紫金矿业收购博尔铜矿后，投资15亿欧元对老旧冶炼厂进行绿色化改造，引入全球最先进的脱硫技术，使二氧化硫排放水平下降超90%，颗粒物排放浓度完全达到欧盟标准，彻底解决了困扰当地数十年的“烟气污染”问题，同时还为当地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，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。这些海外绿色矿山项目，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更向世界展示了矿业绿色发展的中国智慧，彰显了我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。

四、继往开来：2028年目标下的转型路径

毛睿媛：站在5100家的新起点上，自然资源部提出了更远大的目标——到2028年底，全国在产的90%大型矿山、80%中型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您认为关键抓手是什么？企业又该如何发力？

史京玺：实现这一目标，关键在于“分类推进、标准先行、政策托底”。具体来说，要分两类矿山精准施策：一类是新建矿山，必须从源头上把控，全面实行“绿色标准一票否决制”。在采矿权出让阶段，自然资源部门就要把绿色矿山建设的具体要求、技术标准以及违约责任明确纳入出让合同，通过法律约束确保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在规划设计环节，新建矿山需同步编制绿色矿山建设方案，将生态保护、资源综合利用、节能减排等要求融入开采工艺选择、设备选型、场地布局等各个方面。比如新建露天矿山必须配套建设边坡绿化和智能粉尘控制系统，新建地下矿山必须采用充填采矿法等绿色开采技术，从根本上避免新的“非绿色矿山”出现。另一类是现有生产矿山，要采取“分类指导、精准施策”的方式加速升级。对于已具备一定绿色基础的矿山，鼓励其对标国家级绿色矿山标准，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修复质量，打造行业标杆；对于绿色改造难度较大的老旧矿山，相关部门要提供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，组织专家团队帮助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；对于尚未启动绿色矿山建设的生产矿山，各地要建立“一对一”督导机制，明确责任人、改造时限和奖惩措施，督促企业尽快投入资金开展改造。同时，政府要做好政策托底，设立绿色矿山改造专项补贴，对改造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、信贷支持等优惠政策，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，推动存量矿山加速实现绿色转型。

五、未来可期：共筑矿业绿色未来

毛睿媛：非常感谢史会长，您的分享不仅让我们清晰看到了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成果与经验，更让我们对未来矿业绿色发展充满信心，我们绿色矿山网将携手全行业一同见证矿业绿色未来。如果请您给中国未来绿色矿山建设发展做个简短的总结，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？

史京玺：绿色矿山建设不是某一个部门、某一家企业的事，而是一项关乎生态安全、资源安全和民生福祉的系统工程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它不仅是我国矿业从“黑色发展”转向“绿色发展”的必由之路，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实践，承载着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与守护绿水青山的双重使命。要形成“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、社会参与”的多元共治格局：矿山企业要主动扛起主体责任，把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融入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，不搞形式主义，不做表面文章；政府部门要强化政策支持与监管执法，通过完善标准体系、落实奖惩机制，为绿色矿山建设保驾护航；社会各界，包括媒体和公众，要发挥监督作用，积极关注矿山生态环境变化，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时监督举报，共同营造“绿色矿山人人有责、绿色发展人人参与”的良好氛围。5100家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到2028年，当90%的大型矿山、80%的中型矿山都达到绿色标准时，我们将建成更庞大、更优质的绿色矿山体系，让矿业真正实现“黑色变绿色、开发变保护”的根本性转变。我坚信，未来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一定能实现更高水平的统一，矿业也将在守护生态中绽放新的光彩。

来源：绿色矿山网